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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谭琳:性侵儿童案件定罪量刑标准需完

时间:2019-03-14 02:27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千百度

核心提示

方燕认为,加强网络空间立法,不仅仅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包括刑法的修改,“比如增设网络猥亵儿童罪;立法明...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钟心宇 摄

  新京报:五年改革规划也将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纳入其中,是出于何种考虑?

  最高检检察长张军12日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了“为被性侵的孩子撑腰”的一号建议的出炉过程:齐某强奸、猥亵多名女童,拒不认罪,仅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后改判无期徒刑。就此案发现的问题,向教育部发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号检察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

  史卫忠:之所以要建立这项机制,首先,是遏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严峻态势的现实要求。其次,是避免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二次伤害”的迫切需求。

  高子程解释,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防卫能力比成年人弱,对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对未成年人的身心伤害比成年人更大,对社会对家庭的影响也更为恶劣,往往会影响未成年人的一生,乃至整个家庭。同时,这类犯罪对社会安全感造成的影响也更为严重。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

  新京报:近年来家庭暴力犯罪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高子程介绍,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相关的定罪量刑虽然有法可依,但是特殊情节量刑还存在模糊地带,需要进一步明确和量化。“从轻从重的幅度,仍有进一步量化的必要。”高子程说。

  其中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和保护处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是指对于“高危未成年人”,包括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有行政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因年龄或情节等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及早干预,依法进行社会化帮教和必要的强制性矫治,预防犯罪或者再犯。前者着重强调的是整体预防体制建设,后者则偏重非刑罚的具体处遇措施。而未成年人司法领域中的家庭教育,是指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帮教方面,强化家庭的责任,发挥家庭的作用等有关机制制度,其中包括责令家长严加管教、开展强制性亲职教育甚至监护干预等。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原生家庭对孩子的重要性。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监护情况,我们会进行评估,认为不必要剥夺监护权的,进行亲职教育和亲子关系修复工作,尽量改善原生家庭环境,改善亲子关系。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则是上述临界预防、保护处分制度,乃至刑罚等有关措施有机结合的阶梯式的体系。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都建立了这样一套符合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置规律、轻重有别、逐渐递进的措施体系,供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分级干预。

  高子程还提出,随着互联网的开发和利用,一些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从线下移动到了线上。“互联网行业发展迅速,而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一般情况下会有滞后的特点,有时会造成执法缺少法律依据的问题。”他建议,针对线上实施的侵害行为,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空间立法,及时完善法律法规,以使所依之法有据可查。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对于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行业点多、面广,保障从业禁止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发挥应有作用,还需要实现对相关行业实施强制入职审查的制度化、常态化。检察机关依托案件办理,延伸预防触角,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推动建立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就是为了更好落实从业禁止制度,从而有效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性侵未成年人入职查询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铮认为,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是全社会的问题,从学校教育、社会保护、制度建设以及司法保障方面,都要同步和统一。

  新京报:应对家庭暴力,打击惩治是一个方面,如何对遭受暴力伤害的孩子提供及时有效的保护救助呢?

  新京报:最高检日前下发的改革规划提出要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预防、保护处分制度、家庭教育、分级处遇等,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能否对这些举措详细解读说明?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说,对于性侵女童案,不应该让受害女童去举证,因为她很可能不知道保护证据。她建议,扩大性侵女童案的举证范围。比如,监护人发现孩子有异常,有线索能分析出可能是谁作案,或者女童有相关描述,就应该刑事介入。在社会上形成一个性侵女童这个事儿不能去碰的氛围,不要让犯罪分子心存幻想,游走在法律边缘都不行。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谭琳

  从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针对未成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的多种实体处遇措施,供司法机关根据涉案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加以适用,以实现矫治的个别化和有效性。为加强对这些未成年人的干预、矫治,上海、四川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了临界预防、保护处分等制度,取得不错的效果,我们也把相关举措写入了《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规定,为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贡献检察智慧。

  近年来,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频发,有效防范此类犯罪,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非常重要。

  ●传统办案模式下,侦查人员往往把未成年被害人当作取证的线索、破案的工具,其工作重心在于案件能否突破、顺利起诉和判决,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身体保护明显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