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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高”报告连续4年提冤错案 民企保护成新

时间:2019-03-15 02:03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千百度

核心提示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则表示,“对发现的冤错案件及时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纠错的同时深刻总结教训...

  尽管近年纠正冤假错案工作颇有成效,一批冤错案件被宣告无罪。但纠正过程阻力大、时间长等问题依然存在,不少冤错案件当事人仍在不断申诉,希冀沉冤得雪。

  据人民法院报报道,2001年4月6日,贵州省湄潭县湄江镇发生一起命案。嫌疑人被公诉后,其辩护人阅卷后认为事有蹊跷,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从2017年年底开始,法院系统启动了张文中案、顾雏军案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依法再审。张文中案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另一嫌疑人王书金主动要求追究自己的罪行,聂树斌案或许现在仍未改判。据京华时报报道,王书金曾向其律师透露,河北方面曾派工作组进驻看守所做其“思想工作”,逼其翻供。聂案申诉律师陈光武也曾对媒体表示,当年参与聂案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竭力否认或回避承认与聂案有关。

  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已经纠正的冤错案件,追责效果并不明显。

  “还有些案件,当事人提出申诉,受理申诉的法官连案卷都不调,看看证据和之前的法律文书,就把人草草打发了。”律师袭祥栋因此建议,要增加申诉复查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力量,增加申诉部门的财力,以解决法院堆积如山的申诉案件。

  朱明勇告诉新京报记者,最近几年,他确实感受到干预其他法官案件、甚至过问其他法官案件的情况大大减少。“法官审理案件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我对这个案件负责,而且是终身负责,所以一定要认真审理,错了将来就可能被追责。”

  据新京报报道,1996年8月25日,安徽省涡阳县大周庄发生一起命案,村民周继鼎一家五口深夜被砍,其女儿当场死亡。同村村民周继坤、周在春等作为嫌疑人被警方抓捕,随后检方提起公诉。因“矛盾点多”,尤其是控方证人当庭翻证,否认了之前的证言,不少证人当庭陈述曾受到刑讯逼供。阜阳市中级法院审委会(涡阳县原属阜阳市)本已决定宣告5名被告人无罪,后因被害人周继鼎冲入审判长办公室服毒自杀,阜阳中院重新讨论了该案,最终判处两被告人死缓、一被告人无期徒刑、两被告人有期徒刑15年。

  对此,袭祥栋认为可以为申诉案件制定快速进入审查程序的制度。

  但在此前,这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应用。

  “冤案平反很不容易,这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产权之后,复杂程度会更高一些,”王敏远说,“但我们更希望看到依法规、程序、日常性的工作,希望借鉴个案的平反逐步建立日常的、系统的救济程序。”

  新京报记者 庞礴 付松 实习生 韩谦 吴婕

  2016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要求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

  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律师朱明勇看来,这是要确保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消除行政化对司法机关运行的影响,达成审理者的权责统一。

  17年来,陶晓侠先后找了22位全国人大代表为五周案递材料。2014年,陶晓侠终于通过一位人大代表将材料递到了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手中。也是在那一年,安徽高院决定对“五周杀人案”启动再审,并最终改判。

  今年“两高”报告连续四年提冤错案,民企保护成新重点

  “一个案例比一堆文件都管用。”邓学平说,得对几个典型案例真正追责,才能切实推动司法责任制的落地实施。

  此外,从受理申诉案件到启动再审程序,时间也缺乏保障。袭祥栋说,依据刑事诉讼法,申诉案件立案审查后的6个月内,法院必须给当事人明确答复,要么驳回申诉,要么做出再审决定。“但是法院接到申诉后多长时间进入立案审查?现在还是法律空白。这个程序上的漏洞导致许多申诉案件久拖不决。”

  相关制度或许正在建立。2019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首批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包括职务侵占、不支付劳动报酬、虚开发票等多种案例。江必新也在部长通道上表示:“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纠正冤假错案。”

  依据刑事诉讼法,要想提起刑事审判监督程序,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行使审判权的机关和公职人员;第二,必须是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第三,必须由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组织作出裁定书,决定再审。“所以想要提起再审就很难了。”朱明勇说。

  “要严格界定民事纠纷和犯罪案件,决不能把民事纠纷当刑事案件处理,不能把民事责任转化为刑事责任,不能因为小的瑕疵和不规范的行为,而置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于死地,”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首次亮相部长通道,谈到了涉产权、民营企业冤假错案问题,他说“要放民营企业一条生路”。

  严格界定民事纠纷和犯罪案件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全国人大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过去一年,“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821件,其中依法纠正‘五周杀人案’等重大冤错案件10件。”

  “另外为了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办案单位的现任领导会对推翻前任的生效判决有所顾忌。”在朱明勇看来,推翻之前判决相当于否定前任领导、对某个具体机关工作,而且涉及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制的问题,想要翻案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更要从源头避免冤假错案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平反极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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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殷清利最近就向法院申请了排除非法证据。他在为一起职务犯罪案件辩护时发现,嫌疑人被送至看守所前的24小时曾被长时间、高强度讯问。他向合议庭提出申请,望责令检察机关补充材料及同步录音录像。由于检察机关未提供相关材料,那24小时的讯问可能违反程序性规定,因此法院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再采纳嫌疑人在那段时间内作出的有罪供述。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张远煌总结了民营企业面临的5大问题:刑事干预扩大化,将民事案件作为刑事案件;在民事和刑事的司法定罪界限较模糊的时候,没有严格坚持按照刑法规定,实行罪刑法定原则;过多引用兜底性条款;民案审判过程中罪名频繁变换;有罪证据并不充分,并未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也以提案方式呼吁,对涉嫌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家原则上不实行羁押,均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既可以避免羁押逼供产生冤案,也能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

  2018年4月11日下午,“五周杀人案”的5名被告人被宣告无罪。他们拿着无罪判决在安徽高院前合影。新京报记者 曹林华 摄

  对于中国,非法证据排除是舶来品,2012年才被明确写进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王敏远认为,自2014年起,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纠正冤假错案成为“两高”在刑事案件方面的主战场之一。近5年来,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及流氓案、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聂树斌案、五周杀人案等案件的当事人均被法院宣告无罪。

  近几年改判无罪的众多案件中,极少数在追责方面有所回响的案件之一是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呼格于2014年12月被宣告无罪,一年多后,内蒙古新闻网发布消息,称依法依规对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除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另案处理外,其余人员分别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党内警告、行政记过。

  去年4月11日安徽“五周杀人案”再审宣判无罪至今,已近一年。已服刑近21年的周继坤向新京报记者感慨,推动对相关办案人员追责,“太难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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